90后一天的晚餐读后感 第1篇
时间回到2007年1月的一个夜晚，16岁的孙宇晨站在上海外滩街头，浦江对岸高楼林立，巨大的霓虹灯闪烁不停，他心中暗暗起誓：“从今以后一定要在大城市混。”
为参加新概念复赛，他第一次到上海这个散发着名利气息的大都市，“你会觉得在这种地方，你想要什么都有可能得到。”从那天起，他决心一定要逃离“城乡结合部一般”的惠州。
他从不掩饰对名利远超常人的强烈渴求。财富或许是次要的，但一定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关注。哪怕是朋友圈发一条信息几分钟没人回复，他也焦虑不已。“我这人真的无法忍受寂寞。我衡量一件事是否要做，热不热闹很重要，一定要有人搭理我。哪怕是骂我呢？”
他将这一性格的源头归结于他的童年，他的母亲。
1990年7月，孙宇晨出生在青海西宁。4岁时，举家离开偏远封闭的西北，奔向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。他们本想落脚在广州或是深圳，却未能如愿，在珠三角辗转接近一年，定居惠州。母亲成为《惠州日报》的记者，父亲进入惠州市规划局。
初到惠州的一两年，他记忆最深的是财富的匮乏。夏天家里没钱装空调，他热得难以忍受，每天傍晚拉着父母去逛有空调的友谊商店。晚上9点半商店关门，他抱着店里的柱子，哭闹着不肯离开。
夫妻关系中，母亲是强势一方。她的父亲曾是西宁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，但在孙宇晨出生不久就早早去世。搬至惠州时，家族曾经的光彩已经褪尽。母亲将重振家业的希望寄托于儿子身上，反复训导他一定要做第一。
孙宇晨8岁那年，聂卫平的弟子常昊成为围棋世界冠军。他在杂志上读到这个故事，希望成为第二个常昊。母亲立即决定，将他送到武汉一所教授围棋、由聂卫平出任名誉校长的私立小学。
他从此意识到人生残酷。“那么小的年纪，去武汉一个人都不认识。四十多人的大宿舍，每天晚上都想哭，又不想让别人知道，就把头捂在被子里，一点点儿地哭，一个小时才哭完。”
按照围棋圈行话，希望成为职业棋手的孩子，称为“冲段少年”。这是场难度不亚于高考的惨烈竞争，学了3年，他冲段失败，情绪消沉地返回惠州。
迎接他的是个更坏的消息——回家后他才知道，父母早已离婚。“晴天霹雳。学围棋那3年是难熬，但总想着还有家可以回。结果连这个念想都给打碎了。他们还不是和平分手，后来还有一场大战。打个比方，两个大股东撕起来，公司能好吗？”
他曾无数次听到父母在他面前指责对方的不是，看到过父亲对母亲不停殴打，还常在放学后发现父母同时站在校门口，都想把他接走。为逃避痛苦，他终日沉迷于网游，成绩直线下降。
后来，母亲远嫁意大利，父亲仕途受阻，还肩挑照应父母及兄弟姐妹的重负，长期郁闷酗酒，对他不管不问。他住进寄宿学校，父子间越发淡漠。“小学三年级以后，就没有体会过家的滋味了。我走到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我一个人就是一个家。”
爱的缺失让他渴求被人关注。一位和他熟识的投资机构人士说，他和很多90后创业者不一样——别人是出于对事情本身的兴趣，而他一路走来，是靠对声名的渴望驱动自己。“他很缺乏安全感，希望时刻有东西支撑自己。名气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锦上添花，对他来说变成必需品。”
他害怕衰老，害怕让人觉得他状态疲惫，为此他极度在意形象。2014年底，为了显得更加英俊，他做了近视眼激光手术。为保持体形，除了躲不开的应酬之外，他强迫自己只吃蔬菜沙拉。他喜欢露出明晃晃的奢侈品 LOGO，“它们可以很直接地告诉对方我的实力，告诉他你可以跟我谈。”
他眼中的世界，除了成功，就是失败，没有中间地带。他希望自己始终是站在时代浪尖上的弄潮儿。“这是一个按了加速键的时代，我绝不能被甩在后面。”
他觉得自己不能无所事事哪怕一秒钟，否则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。为此他要求自己“7×24小时，除了睡觉，就是工作”，他可以凌晨6点下飞机，8点出现在采访现场，“没人看出我一夜没睡。
这直接导致他和一任女友分手。“每到公共节假日，她就要我陪她出去旅游，我觉得完全是浪费时间。你觉得哪里好看，找一个视频看看就好了，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现场呢？这能为人生创造什么价值？”
“别看我现在好像挺不错，其实一直很焦虑，幸福感一直不强。总觉得还不够成功。”他皱起眉头，表情紧绷。
我问他：“也许有人觉得，不需要在乎别人怎么评价、成不成功，只要自己过得开心就好，不用太紧张。这样的人生不也很好吗？”
“我一定要反驳一下。”他用手掌拍打桌子，不停摇动手指，面孔涨得通红。“怎么能自欺欺人呢？绝对不允许这样，太不严肃了。成功当然要有个大家公认的标准，你没有达到，就是不成功。自己再怎么爽，都没有用。就这么简单。”
吵吵闹闹的咖啡馆突然闪过了几秒钟的安静。不少人扭动脖子，将目光投向我们。他的眼睛紧盯着我，没有注意到周围的眼神。在那一刻，他看上去严肃极了，像在表达一个真理。
采访：何瑫 、张弘 撰文：何瑫
梁植：清华好孩子
这位清华里的校园明星，或许是一类中国年轻人的缩影，他们是教育体系中的佼佼者，聪明勤奋而又乖巧顺从，自觉规范自己的思维与言行，与政府宣扬的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。
90后一天的晚餐读后感 第2篇
《我是演说家》被梁植视为从事公众表达的重要一站，但双方最初接触并不顺畅。编导启蒙前几次跟他聊天时有些意外：“他不停跟你讲年轻人对国家的责任啊，或者是年轻人对国家应该有信心啊，他表现出来的永远都是这种。”
梁植的一些同学对此早已习以为常。他的本科同学、现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的丁如回忆，“大一”集体春游，全班人爬上香山顶后，身为班长的梁植带头唱起了国歌。“一帮大一新生，刚刚受过学校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教育，就爱国情怀特别高涨的那种，他一领头，大家就站在一块儿一起唱。”
《我是演说家》的选手类型五花八门，节目组会进行有针对性的打造，确保形象鲜明。但有一类选手拒绝包装，带有明确诉求，梁植也是其中之一——他提出必须讲他的偶像邓稼先，否则就放弃参加。
从外表看，很难看出开着白色宝马、一头时尚卷发的梁植和在戈壁滩上研制“两弹”的邓稼先有什么关联。但经过两年多的表演，他觉得自己“老邓附体”。4月26日清华104周年校庆，《马兰花开》是重头戏，演出结束后，我与他在剧场后台交谈，他客气地问道，能否多聊一些和邓稼先相关的问题，因为“梁植演绎了过去的邓稼先，而邓稼先也塑造了今天的梁植”。
面对非邓稼先不讲的要求，节目组第一反应是排斥。制作《我是演说家》之前，这支团队已制作两季类似的《超级演说家》，从未出现过这类“很红很正”的选手。节目组的90后中无人听说过邓稼先。4位评审中的刘嘉玲、张卫健来自香港，对此更是陌生。
正式录制前，节目组将待定选手的名牌贴在墙上，集体讨论保留还是拿掉。梁植的名牌被撕下来，又贴回去，反复了三四次，节目录制的前一天，才被放行。
节目组很快发现顾虑是多余的。邓稼先的故事讲述到一半，梁植举起双手，比出20的手势。“61岁，作为中国第一颗_和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，他一共获得了国家奖金、特别奖20元。其中_10元，氢弹10元。”观众席哭成一片。
“太震撼了，爆发式的感觉。没有表演的痕迹，完全是从心底发出来的力量！”陈昌凤一家三口都是梁植的忠实观众。“邓稼先对他影响太深了。能遇上这个他特别有感觉的人物，才能发挥得这么好。”
梁植不但顺利晋级，还引发了4位导师的哄抢。节目组意识到，这个差点被放弃的选手很可能成为新的“爆点”。他们迅速将梁植的形象定位为“赤子之心”。
这也正是梁植的诉求。此后的4场演讲，“抒发爱国情怀”成了他的主打牌。一场主题为《挖掘机技术哪家强》的演说中，他呼吁振兴中国制造业，收尾时一句被他描述为“点燃现场”的话，播出前被剪掉：“我想，也该到了一个时候，咱们中国人造点儿什么，让他们拿肾来换了，对吗？”
决赛第一轮演说，这个蒙古族男孩决定穿蒙古袍上场，而非通常所穿的西服。理由是“西服从未比我们的服饰更好看或更高贵，唯一的原因是在制定世界通行的礼仪规范的起点时，西方文明的拳头更硬”。
类似的表述掀起现场情绪高潮的同时，也引来诸多质疑。然而现场观众的选票反复证明他的策略总能成功。决赛第二轮《语言的力量》，他指责西方媒体总将中国妖魔化，鼓动人们将语言作为最有力的武器，“打赢文化战争”。站在聚光灯下，他攥紧拳头：“我相信，只要我们一起运用语言的力量，一起用这份最坚实的力量守护我们身下文化的土地，我们一定可以迎来那个我们共同期待的、更美好的中国的梦！”
他拿到199票，领先第二名50票拿下冠军。评审陈鲁豫眼眶湿润，希望他把演讲翻译成英文到国外去讲演。
鲜花掌声过后，批评随之而来。知乎上有人逐句分析演讲中的“煽动性语言”：“这场演讲恰恰是‘语言的力量’的反证，用充满逻辑漏洞的感性煽动民族情绪。我本以为他一定会最后一名，然而结果却让我大跌眼镜。这场演讲证明了大部分人还是容易被民族主义煽动，做出非理性的选择。”
梁植的博士生导师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觉得，类似的批评可以理解，但弟子夺冠没有争议：“作为学者，内容上我不完全认同，有诸多可以反驳的地方。但既然是比赛嘛，就会有一些希望得到别人认可的策略，客观上讲效果很好。”
负面评价反倒让梁植觉得自己必须继续这样表达。我问他：“你觉得《我是演说家》后的你和以前有什么不同？”
他一脸严肃：“更觉得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重要，要更加珍惜每一次表达的机会，因为会有更多人愿意听你讲。”
90后一天的晚餐读后感 第3篇
或许这位年轻的批判者本可以一路意气风发下去。但他没想到，自己将迎来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冲击，留下的痕迹至今难以抹去。
2010年底，因担心被北大开除，他申请提前一年毕业，于2011年秋入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东亚研究专业。到达美国大约一个月，他就参照_创办《新青年》办起网络杂志《新新青年》。然而半个月后，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沈诞琦在人人网发表长篇日志，指责杂志中孙宇晨《老兵不死，一九四九》一文系抄袭她的文章《一九八九的一百万》。她将两文相似之处一一比对，要求孙宇晨公开道歉。
事件迅速发酵。“留学生孙宇晨陷‘抄袭门’ 曾为《亚洲周刊》封面人物”的标题见诸报端，对他的批评声绵延多日。
“那一次算是把我彻底打蒙。”孙宇晨回忆说，那是人生中最恍惚的几天。慌乱之中，他拔掉网线，和外界切断联系。他的朋友章闻韶一度以为他已寻短见。
失联数日后，他在人人网发表长篇声明《我的最终回应》，否认抄袭，称两文只是风格相似。但这并未起到他期望的效果。北大未名 BBS 上，批评此文的帖子冲上“每日十大话题”第一，至今保存在 Joke 版精华区内。即使此前对他示以理解和支持的一些人也不再挺他。一位曾与他走得很近的《北斗》撰稿人说：“如果这都不算抄袭，那世界上就不存在抄袭。”
4年后与我谈起此事，孙宇晨依旧否认抄袭，言辞强硬。“我当时怎么想，我就怎么说。至于别人怎么看，我当时是不管的。现在回头来看，也没什么好后悔。”
“I got _ed.”他觉得归根结底，自己当时还不够强大，别人才敢那么对他。
从此，他在人人网上保持沉默，直到如今。《新新青年》，这本他希望“延续《新青年》传统”的网络杂志，也就此终结。
沉寂一阵后，他的热情再次转移。当时同在宾大就读的北大英语系2007级毕业生林坤观察到，孙宇晨从第二学期起开始一系列行动：选修沃顿商学院的课程，加入投资协会，参加投行、基金公司的实习面试。
此前，北大邀请俞敏洪作为校友代表在毕业典礼上演讲时，孙宇晨批判铜臭气玷污了象牙塔的纯洁。一位曾经崇拜的“学术大牛”开始经商，他痛斥对方犬儒主义，双方决裂。2011年马云开通微博，一个星期内多了上百万粉丝，他莫名其妙：这人干吗的？
对于这“180度大转变”，孙宇晨给我的解释是：他在美国读到女作家安·兰德的著作，经受了“一场价值观的洗礼”。
“我以前觉得搞文史哲的人最高尚，最能推动社会进步，到美国发现完全相反。”一次晚餐中，他花一个多小时向我讲解安·兰德如何颠覆他的观念。简而言之，企业家才是整个地球赖以转动的核心，人赚钱越多，越崇高。“我以前觉得商人都是有罪的，是下等人。现在反过来看，中文系、历史系那些人，你那些破书不读，又怎么样？世界不会发生任何变化。”
“在北大的时候以为东亚研究这帮人牛得不行。来了美国才发现，自说自话，写东西根本没人看。”他拜访曾经的偶像、著名学者_，从聊天中得知，像余这样的学界权威、终身教授，一年薪水也不过八九万美元，而一个进入高盛的年轻人却可以赚到两倍多。
“完全边缘化，没人搭理的感觉。”那一瞬间，他告诉自己决不能走这条路。
而在一位当时和他联系频繁的朋友眼中，他的转变有另一种解释：“抄袭事件是转折点，他在原先圈子里的信誉彻底破产，那条路走不通了。这也让他意识到，自己得有更强大的、能靠得住的力量，那么钱就很自然地浮现了出来。”
他尝试各种门径迈进商界。先是和一群留学生注册公司，制作视频节目《留美三人行》，收益寥寥，抽身而出。申请数十家金融机构实习，悉数落选。屡次碰壁后，他将原本一年的硕士项目延期一年，备考法学院，寄望成为律师，迈入华尔街。
留美期间他一度经济窘迫，又缺乏挣钱路子，于是抱着“看能否认识一些美国有钱人，借我点儿钱”的心态，加入宾大投资协会。一年之内，他敏锐地置身于新的风口，先买特斯拉的股票，后炒比特币，声称收益达七八十倍。这成为他此后多次向媒体讲述的又一段传奇。至于具体金额，经我再三追问，他的说法是上千万元人民币。
他所讲述的留美故事的结尾是，投资比特币过程中，他感受到互联网金融的巨大潜力，决定投身其间。虽然为了申请法学院他备考了整整一年，但最终放弃，转而回国创业。
我问他为什么舍得放弃，他的逻辑听起来有些耳熟：
“中国留学生在美国，终究还是太边缘。你融不到最核心的那个圈子里面。只有回国，我才能赢。”
90后一天的晚餐读后感 第4篇
2010年夏天的竞选失利，“想在体制内努力，结果没成功”，于是“做不了第一就换个领域”的信条再次主导他的行动。
彼时，微博正崛起，公共讨论空间渐有兴盛之势，“大V”、“公知”成为舆论场最风光的人群，孙宇晨希望跻身其中，“觉得还是该大声疾呼救中国”。他模仿胡适开设《每周评论》，发布于人人网，并主动将文章发送给一些媒体和知识界人士。很快，他得到《南方周末》的实习机会。
当时在人人网上风靡一时的网络周刊《北斗》经常选用孙宇晨的文章。“我们那批人，水平未必比孙宇晨低，但要论抓眼球，没人比得过他。”一位《北斗》撰稿人回忆说。
几篇文章或许可以反映孙宇晨当时的写作思路与风格。甘肃舟曲泥石流遇难者哀悼日，他撰文批评政府漠视人性与生命，公信力丧失，文章标题概括了他所理解的国人心态变化：《谁不捐款谁_——我不捐款我_——我捐款我_——谁捐款谁_》。另一篇讽刺政府“反三俗”行动的文章，标题则是《郭德纲苍井空我全要了！》
为使文章受到更多关注，孙宇晨形容自己当时“疯狂加人”，在人人网上发出上千个好友申请，其中很多人与他价值观相反，“照着学生干部名单挨个加”。“很多骂声是我自己招来的。认同你的人看了无非爽一下而已，重要的是转化反对者。”
然而他仍然经常为影响力不够而苦恼，希望文章可以在更大的公共空间引起反响。
很快，他如愿以偿。
2011年3月，媒体报道说，北大将于当年5月起在全校范围内实施一项针对学业困难、思想偏激、心理脆弱、经济贫困等十类“重点学生”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，“有针对性地制订并实施帮扶支持计划”。
“思想偏激”的字眼引起了孙宇晨的注意。他接连发文：“罪恶的北大会商制度终于被曝光了，这是一个旨在将全面控制学生制度化的残酷设想。”“我总感觉自己生活的并非北大，这是_，还是_呢？”
舆论一时大哗，关于“会商制度”的讨论演变为一场公共事件。争议声中，他的知名度急速上升。2011年7月，他和当时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就读的蒋方舟一同登上《亚洲周刊》封面。二人的照片上方是两行大字：“中国90后精英互联网下的蛋”。
时隔4年，当时撰写封面文章的香港媒体人张洁平向我回忆，起初的操作思路是写人人网上的自由派大学生群体，而非孙宇晨个人。但由于时间紧张，调整为写一两个比较有名的代表性人物，带出整个群体的故事。
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，见刊文章不是常见的第三人称叙事，而是孙宇晨的自述。这是张洁平有意为之：“我不希望我的叙述被他本人的论述绑架，但又很难细致辨析处理，所以就让它原汁原味呈现。”
采访过程中，她对孙宇晨印象最深的是“不害羞”。“我是80后，我们这代人跟别人谈论自己优点的时候，总会觉得难为情。从他身上你看不到这一点，他会一直讲自己是多么出色。”
杂志发行后，孙宇晨的反应似乎印证了张洁平的印象。他将自己人人网的用户名改为“孙宇晨|亚洲周刊封面人物”。